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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盯着手机，屏幕突然亮起来，杨恪发信息问他到家没有。郁知年回他“到了”，杨恪给他打来电话。
接起电话，两人一开始都没说话。
过了几秒钟，杨恪说“郁知年”，说“我下次到喜平陪你吧”。
雨季喜平进出不是很方便。郁知年说“你来的话，我到三文吧”。
“没关系，”杨恪说，“下次我待久一点。”
“好吗？”他问郁知年。
郁知年说好。
第41章 四十一+观察分析日记
翟迪认为七月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月份。
这半年，公司运行顺利，发展了新的业务线，收益率高过预期，投资者都十分满意。他们也遇见一些新的机会，结识新的有意的出资机构和个人，即将完成一项新的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并购交易。
翟迪合作无间的合伙人杨恪虽在五月有一起意外的诉讼波折，不过现在看来，有不了了之的意味。
他原令翟迪费解的婚姻也因此终于有了进展，私人生活不再是一片迷雾。
对于所有的员工来说，杨恪应当都能称作一位完美同事和上司，他精通业务，几乎从不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情绪，堪称公司最勤奋和敬业的人。
翟迪也认为杨恪是最好的共事者。
早在大学时，杨恪的能力便已初见端倪。他的金融直觉很灵敏，分析情况时冷静、稳定，尤其擅长谈判和在矛盾中找寻能让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，能在翟迪情绪激动时，给他提出冷静的建议。
他不是那种做花哨演讲报告、对投资人进行漂亮表演类型的基金管理者，但他好像永远能够在拉锯中找到精确的平衡点，以此解决旁人难以解决的问题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对于私事，杨恪提及得很少。郁知年出现之前，翟迪只知道杨恪和家里爷爷的关系不好，父亲是大学教授。
杨恪的外表英俊，性格沉稳，但由于说话实在非常公事公办，在情感关系中异常难以接近，时常给人以他封闭了自我、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。
翟迪性格极为外向、开朗，两人也志趣相投，很聊得来，才了解到很少的一部分杨恪的个人情况。
郁知年初现于翟迪的视野，是在杨恪大四那一年。
翟迪创业之余，听一名在银行的投资部工作的同学说起杨恪遇见一个跟踪狂。
翟迪的妹妹在初中时曾经遇见过类似的事。那时他妹妹的精神遭受了很大的损害，联系律师向法庭申请禁止令后，又看了许久医生，才恢复过来，因此他对这类的事情很是敏感。
看了几页同学发来的观察日记，翟迪感到毛骨悚然，给杨恪去电询问，才得知原来两人早已认识。
不过杨恪并未多做解释，只说是爷爷在遗嘱里给他安排的结婚对象。
翟迪在赫市长大，父母都很开明，没碰见过封建家长。他认为一个长辈立下遗嘱，从坟墓里伸出手来，用金钱约束小辈的婚姻自由，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，对于那份杨恪不想要的遗产的附赠品——郁知年，也没什么好感。
得知杨恪与郁知年同居的时候，翟迪大吃一惊。
那天赫市的雪也很大，杨恪来公司里，工作间隙，十分随意地告诉了翟迪这件事。
翟迪愣在当场。
“你要和他结婚？”翟迪回过神来，这么问他，“已经搬进你家了吗？”
杨恪说是，又没什么表情地说郁知年：“吵得要命，搬了一堆东西进来。”
翟迪仍有些困惑，他知道杨恪的爷爷是谁，清楚遗产金额必定巨大，但杨恪的经济已经独立，且非但从未表露过对遗产的渴望，甚至提起过对爷爷财产的厌恶。因此翟迪忍不住问杨恪：“你打算按照遗嘱办，继承遗产了？”
“嗯，”杨恪当时看起来很冷静，像平日里交流工作似的说，“把那些东西给他。”
杨恪的话说得暧昧，有许多可理解的角度。再往后过了许久，翟迪恍然发现，他理解出了错误的一种，但细细回想，他觉得这也不全是他自己的错。
和郁知年同居后，杨恪的变化并不大。
大学毕业，正式入职公司，杨恪天天待在办公室办公，最早到，最晚走，根本不像个在恋爱的人。
唯独有一次，在大约入职半个月左右时，他们和一间跨国公司的负责人开视频会，开到凌晨，翟迪当时的女朋友来公司等他，会议结束，他们走出去，隔着玻璃，看见她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睡着了。
当时杨恪并未表现出什么异常，只是在第二天，两人见了一名投资人，一起去公司附近的餐厅吃午饭时，杨恪突然问他如果每天不想见面，是不是就是不大喜欢。
翟迪脑中警铃大作，立刻告诉杨恪：“那肯定啊，喜欢当然是天天都想见面。”
“你要是不想见郁知年，”他劝诫，“又不想要钱，这婚结了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“不是我。”杨恪干脆地否认了，像没问过一样，开启了工作的话题。
虽然这段对话很短，但杨恪很少问翟迪这类问题，翟迪便一直没有忘记，认为这是杨恪为是否该继续这场婚姻而感到左右矛盾的佐证。
翟迪第一次对杨恪的情感产生一些怀疑，是在郁知年回国的时候。
那时杨恪准备和郁知年注册结婚，刚好赶上公司筹集资金的时期，人人忙得脚不沾地。翟迪原本劝杨恪等过一阵子空下来，顺便能度个假，哪怕不是和喜欢的人，去享受假期总是好的。不知为什么，杨恪硬是不愿意，压缩安排，挤出了一天，非要在两年满期时便与郁知年注册。